昭陵博物馆馆藏文物三彩双耳投壶 

昭陵博物馆馆藏文物三彩双耳投壶

三彩双耳投壶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兴隆村东越王李贞墓。壶高35公分，口径7.6公分，腹径16公分，侈口、直颈、鼓腹、双耳。壶颈两侧各置一贯耳，肩圆而广，下腹渐收，平底。投壶通体施淡赭色釉，颈、肩部各有两三道绳纹，底部露出白胎，其造型之精巧，色彩之亮润，实不多见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投壶礼来源于射礼，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。那时，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，主人请客人射箭，客人是不能推辞的。后来，或由于宾客众多，不足以备弓比耦;或由于有的宾客确实不会射箭，主人为了顾及面子，故而以投壶代替弯弓，以乐嘉宾，以习礼仪。所以投壶自产生时起就具有两种属性，一为礼仪，一为游戏。

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大的发展，当时的文人倾向于内心修养，投壶这种从容安详、讲究礼节的活动，正适合他们的需要。《礼记·投壶》记载：“投壶者，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。”早期的投壶，以“礼”为主，是诸侯之间表达友好的一种仪式，因此投壶的场所常常设在筵席间，是宴请宾客的特别节目，投时为防止箭杆投入后跃出，在壶内会装满红小豆。历史上，许多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都是投壶游戏的高手。为此，许多大臣、贵族积极练习投壶，并努力改善技巧，将投壶视为必须熟练掌握的礼仪之一。到汉代还出现了“骁壶”，就是不在壶内装豆子，借助壶底的反弹力使矢再次弹出，抓住重投，连续投百余次。

时至唐代，唐王朝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百川，更是将投壶运动发扬光大。此时投壶游戏性的一面日益加重，规则也不断变化，仍主要见于宫中和文人士大夫之间。士大夫投壶，常伴以饮酒、赋诗，称之雅歌投壶。除此之外因投壶游戏便于操作，技术难度不大，可谓男女妇孺皆可，因而也是唐代宫人消磨时间的主要娱乐活动。王建的《宫词》中：“分朋闲坐赌樱桃，收却投壶玉腕劳”的诗句形象描述了宫女们分两组赌樱桃、玩投壶，一直玩到手腕酸疼。这一时期，投壶高手不断涌现，甚至有人能反身背投。唐代投壶游戏还东传日本，后来演化成日本民间的“投扇兴”游戏。

投壶游戏者一般分成两组，每人每局拿四支箭，站在离壶一至两米处向壶投箭，投中算一分，投不中则不能得分；投中数越多，得分越高，比赛一般分三局，采取三局两胜制，游戏结束后，负方饮酒作罚。

另外参与投壶游戏除主宾外还需司射一人，乐工一人。开始之前程序较为复杂，首先宾主就位。宾主于各自席位上，投壶之礼开始。然后主人奉矢与宾客三请三辞后，做好投壶准备。接下来司射把两尊壶放到宾主席对面的席子上，分别正对宾客与主人。然后返回司射席位，向宾主宣布比赛规则，再令乐工奏《狸首》，比赛开始。《狸首》，诗经名篇，瑟曲，已失传，可用琴曲《鹿鸣》替代，投壶动作应与节奏相和。最后宾主依次投壶，将八只矢投完为一局。

投壶游戏在我国风靡了几千年，考古发现的投壶并不少见，如：1969年，河南济源县泗涧沟八号墓出土的绿釉陶投壶，壶颈细长、鼓腹、平底，下有三个矮蹄足。1970年，诸城市臧家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投壶，高35厘米，口径34厘米，采用了直筒式的外形，口、颈、腹连为一体，打破了壶的传统形式。李贞墓出土的这件三彩双耳投壶保存完整，造型美观，色类古铜。这种双耳投壶也叫贯耳，投箭中耳者，为贯耳得双采，需罚对方倍饮。

开元正值大唐经济繁荣，国力强盛，国泰民安，上自皇宫，下到民间坊上，种类繁多的竞技活动深受唐人喜欢，尤其是投壶游戏，可谓老少妇孺皆可参与的全民游戏，因而广泛流行。李贞墓出土的三彩双耳投壶保存完好，造型独特，无疑是我们研究盛唐时期宫廷投壶游戏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

投壶游戏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形式，汉民族气质、性格、思想的重要载体。宋代大儒司马光曾说过，投壶可以治心，可以修身，可以为国，可以观人。射礼讲究谦和、礼让、庄重，提倡"立德正己、君子之争、发而不中、反求诸己"，具有大量华夏文明的精华积淀，非常重视人的道德自省。可以说射礼是寓德于射、寓礼于射、寓教于射的人文实践成果，而投壶礼完美地继承和发扬了原有射礼的精华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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